☁1986年10月7日，刘伯承在北京病逝。他临终前对妻子和孩子说：“杀害小华北的凶手还没有找到。我死不瞑目！如果案子有进展，一定到我坟前来，告诉我这个案子破了没有……”
1986年10月7日，北京某医院的病房里，墙上挂着一张照片，照片里的小女孩才五岁，笑得天真烂漫，枕头边上，团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红棉袄，那是四十一年前的旧物。
床上躺着的老人已经瘦得不成样子，颧骨高高突起，眼窝深深凹陷，他的手指像枯树枝一样，死死抠着被角，指节都泛了白，这位老人，就是刘伯承。
当年在战场上，他硬是不打麻药让军医切掉眼底息肉，连眉头都没皱一下，可此刻，这位铁骨铮铮的统帅，却把人生最后一口气，全砸在了长子刘太行身上。
"案子有进展，一定到坟前告诉我。"说完这句话，刘伯承缓缓合上了眼睛，再也没有睁开，四十一年了，那道血淋淋的伤疤，他到死都没能撕下来。
早在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，举国欢腾，延安洛杉矶托儿所里，也在张罗着让孩子们和父母重逢，所长丑子冈不是没有防备，她反复向保卫部门强调安全底线。
8月18日深夜，透过窑洞的缝隙往里灌，一名保育员端着水杯去吃药，另一名转身去外屋生火烧水，就这么不到半根烟的工夫，一个致命的交接盲区出现了。
同屋的孩子后来被反复询问，只记得一个模糊的细节：有个"包着头巾的男人"溜了进来，脚步又轻又快，直奔刘华北的铺位，没有人听见挣扎，没有人听见呼救。
五岁的小华北在睡梦中惊醒，睁开眼睛，看见了那个黑影，她脱口而出的那句话，成了她留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声音："叔叔，我认识你。"
第二天清晨，保育员掀开被子，一双小眼睛还惊恐地睁着，腹部的刀口狰狞可怖，这一刀，彻底刺穿了延安保育院的宁静。
8月20日，榆社前线指挥所，作战参谋攥着一封加急电报，手抖得厉害，半天说不出话，对面坐着的，是正在筹备上党战役的刘伯承。
听完汇报，这位父亲没有掀桌子，没有咆哮，甚至没有掉一滴眼泪，他就那么直挺挺地坐在军用地图前，一动不动，像一尊石佛，整整一个小时，死一般的沉寂。
他太清楚敌人的算盘了，日军刚走，国民党的枪口就对准了华北南部的咽喉，这通暗杀，根本不是图财，不是泄愤，就是冲着绞杀统帅的心智来的。
他们想让他崩溃，想让他乱了方寸，想让他在最关键的战役前自乱阵脚，邓小平推门走了进来，两个老搭档对视一眼，什么劝解的套话都省了。
悲剧已经酿成，眼泪换不回女儿的命，手里的四万大军，才是绝地反击的唯一筹码。
就在那个滴水成冰的深夜，刘伯承抓起红蓝铅笔，硬生生砸碎了原定作战计划，将榆社的重兵连夜甩向武乡一线。
9月中旬，上党战役打出惊天大捷，近四万敌军灰飞烟灭，国民党的如意算盘彻底落空，战后报告上，刘伯承冷冷批了一句：敌人想动摇我的意志，纯属妄想。
返回延安时，他把自责到几近崩溃的丑子冈拽住，硬挤出一句："不怪你们。"可这句宽慰，却成了他后半生拔不掉的暗刺。
建国后，刘伯承坐进总参谋长的办公室，查案的卷宗翻了一遍又一遍。
从1945年到1950年，公安部门两次挖地三尺，可国共谈判的时候，延安人员鱼龙混杂，仅凭"包头巾"这三个字，嫌疑人早就被冲进了历史的下水道，再也捞不出来。
无计可施的父亲，把追凶熬成了一种残酷的条件反射，凡是遇到在延安待过的旧交，他见面第一句话准是：你认识丑子冈吗？
只要对方摇头，他马上闭嘴，不再多问一个字，他比谁都明白，那个亲手策划刺杀的影子，可能早就换了一张皮，正若无其事地走在某条大街上，活得好好的。
哪怕到了1978年，看到电影剧本把长征和四渡赤水写歪了，他拖着病体也要拍桌子写信，非把史实一字一句钉死在档案里不可。
可偏偏是自己亲生骨肉的死因，直到他生命耗尽的最后一秒，全成了一张白纸。
直到今天，这桩八十一年前的悬案，依然没有答案，那件留在刘伯承枕边的红棉袄，当年是麻池滩村农妇武巧凤一针一线缝好的，口袋里还曾被塞进两个温热的熟鸡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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